借助于公共参与实践，调动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关注和 热情。
法律责任部分相对薄弱，缺乏到位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因此，在宪法学视野中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具有多重意涵，一方面，公共参与和参与权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具有实证的法律效力，并将其中蕴含着的民主价值予以认可。
只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上下联系做文章，才能为公共参与找到合适的路径。一、公共参与是人民主权原则的现实转换 在政治学领域，对于公共参与认知的重点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在政府过程中注重社会治理方式的民主属性。不可否认，关注公共政策是公民的政治本能。以目前的地方立法实践模式为例，一项地方性法规成形的程序大体上是这样的。三、公共参与是获取民意的宪法程序 在肯定公共参与的宪法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始终存在着对它怀有的一些忧虑。
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社会心理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以人情为纽带的泛家庭利己主义倾向，并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交往体制，个体身处该体制之中反复接受熏陶，最终被体制化。经由公共参与而汇集的公意，能够为公共决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提供基本导向，从而使涉及解决利益均衡格局与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更加具有正当性，并有效地制约和克减利益集团的过度控制和影响。33 伊利的分析很少涉及权利与权利的冲突问题。
比如，公民对于宪法价值的普遍支持。然而，弱司法审查可以提供纠正这一错误的制度架构。之后，美国又发展出一种更加类型化的理论，即，只有在其所使用的语言试图而且很可能导致即刻的非法行为时，煽动性言论才可以受到惩罚。政治宪政主义主张，解决上述领域合理争议的办法应当与解决其他政策领域合理争议的办法一样，即采取公开辩论的方式，并由民主选举的官员做出最终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合宪性存疑的法案与国内80%的投票者关于宪法的原则性看法是相冲突的，但该法案却可能会被通过。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贱民群体与其他仅仅是规模小的群体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在实践中，以下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以及有些欧洲国家的吉普赛人就是极端例子。
注意，这里存在几乎矛盾的暗示：政治宪政主义只有在有力的政党竞争的条件下才可以运行良好，但是这些条件导致政治家们需要创造并建立稳定的强司法宪政主义。进入专题： 政治宪政主义 弱司法审查 。3. 立法细节问题 现在的很多法律是相当复杂的，不但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而且不同法案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出现难以理解的情况。在许多联邦成员治下，有许多多年以前制定但现在已经被废止的法律，但于此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不合时宜但依然有效的法律存在。
31我假设，在理论上，一部反对仇恨言论的法律会被援引用于反对那些倡导废除这部法律的人的观点，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案件，都可以通过次宪法司法审查来加以解决。此一情况下的司法性违宪审查，可能会触动议会至上体制，但不会动摇议会至上体制所依赖的原则性基础。尽管违宪审查提供了一个保险装置，但其必须是强司法审查模式，否则的话，被赶下台的政党将眼睁睁地目睹它的司法胜利会被政治分支冲垮。有人可能会做出这样的设想，即，让法院利用弱司法审查机制去实施社会和经济权利，然后用强司法审查机制来实施公民和政治权利
（2）如果这些困难和不均衡存在，那么它们同样也不利于弱势一方通过议会来保护自己。尽管违宪审查提供了一个保险装置，但其必须是强司法审查模式，否则的话，被赶下台的政党将眼睁睁地目睹它的司法胜利会被政治分支冲垮。
不过，在政治宪政主义的框架内，通过弱司法审查来促进政党竞争需要一些条件。这种基于分类标准所产生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制度性原因而形成的。
最后一点，即使设计精良的弱司法审查机制，也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宪法问题作出了最终的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却与政府政治分支的判断是不一致的。不过，政治家们可能对这项政策强加在没有投票的选民身上的成本漠不关心，至少他们会低估这些强加在其他选民身上的成本。30 对于伊利的结论，我们需要明白其分析的范围，比如，他在对待分散的、孤立的少数群体会给政治宪政主义合理运行带来困难这一问题上，有过分夸大的嫌疑。译者简介：程雪阳，法学博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比如，当政党A和政党B致力于后者所主张一项政策议题（政党A对于该议题的支持度没有政党B那么高）时，法院可能会在司法案件审判中认为这代表了联合政府的意愿，因此错误地宣称国民多数都是支持政党B的这一政策主张。除了公民教育以外，17是否有其他制度安排有利于保持对必需的文化条件的稳定支持呢？18 首要的制度安排是有力的政党竞争或强健的党内讨论文化，比如，后座议员（backbencher）的独立性。
这种情况可不是政治宪政主义所希望见到的。23我承认，存在国内宪法限制本国公务人员在国外行为的可能性。
5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在强司法审查/弱司法审查这一分类问题上，司法宪政主义的支持者和政治宪政主义的支持者并不存在实质性争论。15在这里我假定，弱司法审查是一个稳定的制度设计，其既不会滑向强司法审查，也不会退回到纯粹的政治宪政主义。
过往的经验表明，在受到环境（比如，社会关系紧张程度加大的环境）的影响之下，检察官、陪审团和法官们往往对批评性言论所带来的风险给予过高的评估。11 显然，即便不能移转立法惯性这一负担，英国人权法案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32简单来说，几乎所有的拥有选举权的群体，无论规模有多么小，都可以在选举过程中，在自己认为不是特别重要的议题上支持接近多数的群体，以换取后者对于自己特别关心的议题的支持。尽管如此，立法者却并不能进一步辨识出哪些法律适用情况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弱司法审查给政党A的成员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但允许他们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贯彻自己的经济政策而牺牲其对宪法的原则性看法，而且要求他们反思自己对宪法的原则性看法是否真的与政党C的主张相冲突。26 See Octavio Luis Motta Ferraz, Harming the Poor Through Social Rights Litigation: Lessons from Brazil, 89 TEX. L. REV. 1643 (2011). 27 Gary Jacobsohn, The Permeability of Constitutional Borders, 82 TEX. L. REV. 1763, 1770 (2004) (引自印度宪法草案辩论过程一位议长对于采纳以色列直接实施原则的说明：它们将作为一个不变的主题……有些事情应该有人民的代表来判断。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弱司法审查可以为清理过时的法律规范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来源：原文载 German Law Journal, 2013, Vol.14, No.12, pp. 2249-2263，译文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原因在于，合理的政策争议在任何大型的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民主政府可以为这种争议的解决提供最优解决方案。16 Jeremy Waldron, The Core of the Case Against Judicial Review, 115 YALE L.J. 1346 (2006). 17 公民教育项目 就如同不同的政策选择方案一样，也是由政治活动家们提供的。
为了上述这些目标，我倾向于认为，即便是法院没有强制实施法律，各种政治组织也可以自行依法运作。弱司法审查非常适合政党在宪法问题上开展竞争。
如果这个机制运行良好的话，具体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实施将会带来社会经济权利整体性的有效实施，比如，政策项目获得采纳，官僚系统积极系统地落实社会和经济权利等。弱司法审查确实有这种功能，不过，由于立法惯性负担可以移转，弱司法审查模式下的立法者能否高效利用这些机制来纠正司法的错误是很难判断的。弱司法审查的优势就在这里，通过提出一个具体的宪法性问题并将其设置为显著议题，其为立法者提供了一个反思是否真的希望制定一个脱离现行法秩序的法律规范（即矗立在现行法秩序之外的法律规范）的机会。24在美国，David Cole是这一观点最有利的反对者. See David D. Cole, Enemy Aliens: Double Standard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 (2003). 25这种要求已经超越了建立一个较弱的、排除任意性的标准这一范畴，而是要求建立一种更加强健的程序公平标准来分配社会和经济权利所保护的产品（goods）。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弱司法审查与政治宪政主义的兼容性。33由于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像休息和隐秘），所以这一结论在美国未必适用。
12尽管这种分类方法并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我相信，如果采用以下方式可以很好理解这一分类：即立法者虽然是在普遍意义上来制定法律规范的，但其也清楚，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中，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公平。后面这个例子对于这里的讨论来说并不十分精确，但它说明了分配策略的存在。
另外，Learned Hand曾有一个被广泛引用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的观点，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关于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最终被解释为不得批评禁止仇恨言论的法律，那么司法宪政主义是无法发挥其功效的。政治宪政主义认为，在宪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方面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而这些争议观点都应当平等对待——所谓具体化（specification），我指的是宪法基本原则在具体环境下的适用和实施。
